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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天我们讲中国的诞生，是事后开讲，因为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，让我们在讲到中国的成立时很难绕过她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　　然而，历史从来都是当局者迷的历史，我们从旁观者的视角去看，会更接近真实。

　　中国当年成立时的13位代表，从其参与筹建的曲折经历来看，当初这个党的成立，并没有多少人看好，甚至早期参加筹建这个党成立的一些领导，对这个党将来能有多大作为，能做出多么大的事情，在其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。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经常讲的早期小组创始人——有“南陈北李”之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。他们为何没能出席“一大”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？我觉得这是党史以及“一大”的一个遗憾。

　　中国“一大”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（原望志路106号），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，一栋是“一大”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哥哥的寓所，另一栋是“一大”代表在上海的住所——博文女校。

　　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小组的发起人，都是建党早期的中坚人物，“一大”开会的时候，两个人却都没有在上述两个地方出现。

　　陈独秀当时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，“一大”开会的时候他正在筹款。陈独秀想，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，所以没有来。

　　李大钊当时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期的终结，校务纷繁，无法分身。“一大”开会正值北大放暑假，当时李大钊在北京有个重要任务是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，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，这八所高校就联合成立了“索薪委员会”追讨工资。“索薪委员会”负责人马叙伦经常生病，主持不了会议，所以李大钊在“索薪委员会”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，整天忙于开会，追讨着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。

　　对“南陈北李”来说，在旧中国剧烈的大变动时期，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，结社很平常，也不能强令“南陈北李”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。

　　常人可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不一定能觉察到质变，但很多时候，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。

　　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。陈独秀、李大钊也有面对“一大”的遗憾。

　　中国今天的高速发展，使得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大。那么在当年谁看好这个党？谁认为这个党将来有大的作为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其实也让人遗憾。

　　前面讲过，当时看好这个党的人是不多的，包括共产国际和当时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些重要人物。据“一大”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回忆，他当时参加“一大”时19岁，北京小组当时有两个名额，李大钊是建党发起人，有个固定名额；另一个名额属于张国焘。张国焘当时已经去了上海，李大钊因“索薪委员会”无法抽身，去不了。刘仁静回忆道：“李大钊去不了其实也轮不着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