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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一个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，对和领袖们进行了大量的采访，并写下了名著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他把称为“窑洞里的预言家”、“红色预言家”。在陕北的窑洞里能够观天下之变、谋时代大势、指未来之路，足见斯诺的评价并不为过。

　　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，指出：“什么叫领导？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？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。如果没有预见，叫不叫领导？我说不叫领导。”他形象地说：“坐在指挥台上，如果什么也看不见，就不能叫领导。坐在指挥台上，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，那是平平常常的，也不能算领导。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，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，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，并能掌握住它，这才叫领导。”他进一步强调：“所谓预见，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，在眼前出现了，这时才预见；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，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，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，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，就能看见，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。”

　　对抗日战争的预见，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进行的。实际上，早在1936年7月，同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。可以说，对抗日战争的预见，真正是在“起于青萍之末”中看到了“风暴”可能来临。

　　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连，不仅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抗日战争，而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有很多精彩的分析和预测。

　　1938年10月，在阐述中日战争三阶段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时，准确地预见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采取的大战略。他指出：“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，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。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，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，在西方纠缠不清，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，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，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。”“欧洲第一、东方第二”，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二战中奉行的“先欧后亚”战略。的预见比英美两国1941年3月正式明确执行“先欧后亚”战略，要早两年半左右。

　　1941年12月12日，太平洋战争爆发4天后，在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》中预言：“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，而对德取攻，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，然后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日本，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。”后来的事实完全验证了的预见。